公益人的职业倦怠是“房间里的大象”吗？

房间里的大象（Elephant in the room）是一个英语熟语，指的是像大象一样显眼的事情，却不知什么原因被忽视了，用来隐喻某件虽然明显，却被大家视而不见的事情。

进入十月以来，微信朋友圈变得异常活跃。大家先是竞相参与“国庆摄影大赛”，然后恋恋不舍得表示“假期结束不想上班”，最后还不忘吐槽“周六加班太痛苦了”。

虽然说从朋友圈观察到的只能算“小数据”，但是“人们不爱上班”这个结论并不乏大数据的支持。全球绩效管理咨询公司盖洛普（Gullop）发布的《2018全球理想工作简报》显示，在全球50亿成年人口中，擅长自己工作、掌握了有效工作工具、并且拥有强烈使命感和目标性的员工，只有2.14亿人，仅占成年人口的约4%。所以“大部分人不爱工作”并不是我们的错觉。

但是，“不想上班”的情绪并不是“均匀”得贯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感受到这种负面情绪的频率和程度，是会随着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、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。

最常见的现象是，初入职场或者刚刚跳槽的员工，拥有更高涨的工作热情。但是这种热情往往会随着工作年限的积累而变得平缓甚至低迷，员工的工作状态和效率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这种转变就是我们常说的“职业倦怠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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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倦怠，不是疾病胜似疾病

1974年，心理学家赫伯特·弗罗伊登伯格(Herbert Freudenberger)观察到，在纽约免费诊所志愿者，先是满怀热情得期盼着工作，时间久了开始感到动力不足、工作懈怠和情绪衰竭。

他由此展开研究并创造了“倦怠（burnout）”这个术语，将倦怠定义为“一个人职业生活导致的精神和身体疲惫状态”。从那时开始，随着现代职场节奏的加快和工作工作压力的陡增，“职业倦怠”的说法开始逐渐被大众熟知。2019年5月28日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《国际疾病分类》修订本将工作倦怠列为一种职业现象，并对工作倦怠作出如下定义：

工作倦怠是由未能妥善控制的长期工作压力造成的一种综合征。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：

• 感觉精力耗竭或耗尽；

• 心理上与本人工作的距离感加深，或对本人工作感到消极或厌倦；

• 工作效率下降。

没错，职业倦怠不是疾病，但是可以造成比许多疾病都深远和难以忍受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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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倦怠，到底是谁的错？

面对职业倦怠，我们通常会在两种心态中摇摆不定：

• 别人看起来好好的，为什么我倦怠了？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！

• 我怎么会有问题？是工作先动手的！是工作不够好！

一般来说，职业倦怠的发生，是由“外因”和“内因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通常让人满意的职业和工作环境具有奖惩有度、分工明确、结构稳定、具有一定的提升潜力、合理的时间和产出要求、重视员工个人利益和发展的特点。如果缺乏了其中一个或几个要素，员工就可能会产生“我做不到、我好累、我不喜欢、我无法融入”的想法。

从个人性格、行为、习惯的方面来说，那些处理事情更灵活（不刻板）、看待事情更积极（不悲观）、遇到困难更放松（不焦虑）、受到批评更淡定（不自卑）的人，较少/较晚遭遇职业倦怠，也更容易化解危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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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人的职业倦怠：房间里的大象？

下图的照片来自“人在纽约Humans of New York”，是一个通过人物摄影和简短文字来展现纽约众生相的网站。这位形象干练、笑容灿烂的中年女性是一位在纽约执业多年的社会工作者。

图片来自 https://www.humansofnewyork.com/

“社会工作占据了我目前全部的职业生涯，我致力于为残疾人寻找工作。我喜欢帮助别人，但我厌倦了贫穷，所以我在找一份更商业化的工作。”“社会工作中最令人沮丧的部分是什么？”“所有最优秀的人都离开了。”

对于在社会服务和慈善行业工作的创变者来说，感受到职业倦怠感完全不是一件值得羞愧的事情。早在70年代研究刚刚起步的时期，赫伯特·弗罗伊登伯格就认为，倦怠最高发的人群是那些从事“情感工作”、具有共情力、个人参与感和内在动机的员工。与此同时，这类工作往往报酬不高，缺乏激励机制——听起来是不是公益慈善、社会服务、基础卫生保健和教育领域的典型工作状况？

但是公益人对待职业倦怠的态度却有些暧昧不明。有些感受到挣扎、同时拥有良好的支持系统（例如督导、朋辈、亲人、朋友等）的从业者能够比较有效得开解情绪，得以继续坚持工作。

但是大部分从业者并没有如此幸运，他们在痛苦时只能尝试自我消化；如果实在无法坚持，就默默离开这个行业。但是却很少有人站出来，像前文这位纽约社工一样承认：我厌倦了贫穷，也为这个行业的现状感到沮丧。

在一个职业倦怠最为合理的领域，职业倦怠仿佛成了“房间里的大象”，它是如此明显和不可忽视，每个人都能看到和感受到，却少有人公开谈论。

与许多从事其他职业的员工不同，公益人对于职业倦怠的讳莫如深并不是来自雇主或行业压力，更多是来自内心深处的情感负担。

不少社会服务从业者认为，自己选择这个行业和工作，就是看中包括自我满足感在内的情绪价值，甚至心甘情愿得降低物质要求。但是实际工作有时不但不能带来正面的情绪价值，反而摧毁了从业者的自我效能，让他们对于“工作”这个整体概念的信心打了折扣。

我们把这种心理平移到日常生活中，就好像一个人寻找伴侣的标准不是性格、收入、长相，而是主观上难以量化的“对我很好”，那么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，一旦双方出现观点和情绪上的冲突，矛盾就会显得格外尖锐，心态也更容易失衡。

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在职业中挣扎的公益人，就和在亲密关系中挣扎的恋人一样，承认“情绪价值”并非万能，就仿佛是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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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轻松，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样子

事实上，工作就要有工作的样子，“情绪价值”从来都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当中的唯一考量因素。工作应该带来收入、尊严和满足感，不应该过度侵占我们的情绪、私人生活、甚至道德准则。

许多公益人表示，受到情绪和精神上的压迫、挑战、冲击、甚至诋毁，就是自己工作的一部分，也是自己工作对象附带的属性。但是别忘了，现代社会服务的本质是一个职业，揭掉“高尚”“无私”“奉献”这些标签，我们要真正把它看成一份工作——而不是我们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、或者社交生活的全部。

工作中会发生不愉快的事情，会遇到不合拍的人，会发生结构或非结构性的变革，也会遇到技术性或非技术性的难题。我们首先要关注自己的感受，站在“情绪负担”之外看待这些难题的本质，才能做出理智、专业、符合个人和行业发展需求的选择。

忍耐和选择性忽视不是科学的工作方法，把自己变得麻木也不是工作的目的。还记得文章开头的数据吗？全世界只有2.14亿人拥有“理想的工作”。希望越来越多的公益人，能够拥有“理想的工作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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撰文&编辑：刘亚楠